大富翁的经济学原理

这个博客的思考专栏是我自己用于思考一个问题时写的，我尽量每隔一段时间学会问一个为什么，尽管我不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我通过阅读和整理大量文献、文章、新闻等去搞懂一个问题。不断训练自己的思考能力 ing...

诞生的背景

1935年，查尔斯·达罗把第一版《大富翁》卖给了帕克兄弟公司，这笔交易让他很快便成为了一个当时非常富有的人。后来，帕克兄弟将达罗的故事作为所谓的白手起家的现象，延续了下去。他们说，达罗是一个时运不济的人，在大萧条时期，他通过努力工作和取悦朋友和家人的愿望，从一片废墟中崛起。最后，他以一款庆祝资本主义社会盛衰的房地产棋盘游戏，收获了一笔财富。

大富翁游戏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桌游之一，不过它的真正起源，涉及到一位名叫伊丽莎白·马吉的女权主义发明家，她对单一税制理论很感兴趣，还有一款在不同的知识界流传的桌游，还有一项早于达罗出售大富翁游戏 30 年的小专利。

1866年，伊丽莎白·马吉（Elizabeth Magie，又名莉齐）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马库姆（Macomb）。从很小的时候起，马吉就被身边知识分子的氛围所包围着。

马吉的父亲詹姆斯是一名报纸出版商，他甚至参加了伊利诺伊州的反垄断竞选，尽管他输了。19 世纪 50 年代，他陪着亚伯拉罕·林肯在全国各地辩论政治。据《纽约时报》报道，玛吉长得像她的父亲。她说：

我经常被称为“老木块上的一块碎片”，我认为这是一种恭维，因为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因为他就是那种“老木块”。

詹姆斯·马吉给了他年幼的女儿伊丽莎白·马吉，一本亨利·乔治的书《进步与贫困》，这本书认为人们应该拥有他们创造的一切，而土地也属于每个人。这篇文章影响了马吉对经济的理解，教会了她“土地价值税”或“单一税”的概念。

单一税收理念表明，土地应该是唯一以政府征税的实体。从理论上说，这种模式会让富人和土地所有者，承担一个地区的大部分税收。

这个概念在19世纪后期非常流行，因为像洛克菲勒这样的巨富家庭，和许多生活在贫困中的普通美国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吉花了数年时间完善《大地主游戏》（The Landlord's Game），终于在 1903 年 3 月 23 日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在马吉最初的这款游戏中，玩家每次经过 Mother Earth Space 时，都会获得 100 美元的工资，以表彰他们“在 Mother Earth 上付出的劳动”，以此向反垄断作家亨利·乔治致敬。

垄断版依靠的是人类的竞争欲望和摧毁对手的剧情，而反垄断版则是所有玩家只要获得财富，就会获得奖励。可以说，马吉希望玩家能够理解经济硬币的两面性。她在政治杂志《单一税收评论》上写道：

这是对现有的土地掠夺制度，及其所有通常的结果和后果的实际展示……它也可以被称为“人生游戏”，因为它包含了现实世界中所有成功和失败的因素，其目标与一般人类似乎拥有的目标是相同的，即财富的积累。

玛丽·皮隆在2015年写了《垄断者：痴迷、愤怒和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棋盘游戏背后的丑闻》，讲述了大富翁游戏隐藏的起源故事。她声称，马吉是她那个时代的垄断行业，即石油、铁路和钢铁行业的激烈对手。马吉想让她的游戏，展示垄断者是如何以牺牲人类同胞（和其他玩家）为代价，获得巨额金钱和财富。1906年，马吉告诉记者：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希望我可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贫穷，都是因为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也许，拥有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

一旦《大地主游戏》离开了马吉的手，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在大学校园和美国东北部的左翼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让玩家有机会体验未曾有过的自由财务生活。

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贵格会（Quaker）社区，也特别喜欢马吉的游戏，他们甚至用大西洋城的街道名称和房产，来重新命名棋盘上的矩形方格。

当马吉对单一税收理论感兴趣，并反对垄断时，达罗是大萧条时期的一个失业商人，1932年，他在费城的一个朋友家里玩了一个版本的马吉游戏。

很快，达罗开始痴迷于这个游戏，他要了手写的游戏规则，开始开发自己的版本，并使用了贵格会对大西洋城财产空间的改编。与马吉不同，达罗据说是想给他的朋友和家人一个娱乐的消遣，并没有打算教授原作者想要提供的反垄断理论。

1935 年，帕克兄弟开始销售他们从查尔斯·达罗那里买来的大富翁游戏，把它做成一张厨房桌子大小的圆形油布。不过最初，帕克兄弟公司是拒绝的，认为关于房地产的游戏并不刺激，也游戏耗时太长，难度太大。

然而，在看到达罗独立制作的游戏版本，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销售情况后，帕克兄弟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并大量利用了达罗所谓的白手起家的故事。他们宣传达罗白手起家的壮举，声称是他自己凭空发明了一款游戏。

当整个国家陷入大富翁热潮时，马吉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愤怒并感受到了伤害，在接受了多家报纸的采访后，她在这款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追溯到1903年，她的贡献应该被考虑在内。

尽管马吉大声疾呼，但帕克兄弟已经把查尔斯·达罗和他白手起家的发明故事，卖得太好了。许多人包括很多当时的媒体，并不在乎马吉对这个事件的说法。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帕克兄弟购买了与大富翁有关的所有游戏的版权，包括马吉仍然拥有的《大地主游戏》专利，价格为 500 美元，而且没有版税。

查尔斯·达罗因为大富翁游戏的版税和销售，而变得非常富有，他已经可以完全放弃原来的工作。另一方面，马吉在 1948 年去世时，她的墓碑和讣告中，几乎没有提到她参与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棋盘游戏之一的文字。

当马吉在 1936 年接受报纸采访时，谈到《大富翁》为其支付的 500 美元时，报纸称：“如果算上开发游戏所花费的律师费、印刷费和专利局的费用，这款游戏的花费，可能比她从中赚到的还多。”

一个根植于激进的经济、社会制度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游戏，被一个资本主义商人窃取、重新包装和曲解，变成一个促进残酷的资本主义、掠夺性垄断继续发展的游戏。真是富有戏剧性！

进步与贫困

孙中山读过《万国公报》上的译文，推崇该书。在一次演讲中，他称道佐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廖仲恺认为，《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亨利·乔治是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认为土地占有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提倡征收单一地价税的主张，曾经在欧美一些国家盛行一时，颇有影响。由于他主张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是与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有密切关系。

亨利.乔治直接提出，经济发展不一定会缓解贫困，反而有可能加剧贫困，"物质进步不仅不能解脱贫困，实际上它产生贫困"。虽然经济革命使生产力上升，但它不一定是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作用，把整个社会都抬高，反而"好像一个巨大的楔子，在社会的中部穿过去。那些在分裂点以上的人们处境上升了，但是那些在分裂点以下的人们被压碎了。"

尽管生产能力增加，为什么工资趋向仅能维持生活的最近限度？

流行的工资理论认为“工资由劳动者人数和用语雇佣劳动力的资本数额之间的比率决定”，即工资是来自于资本。如果工资来自于资本的话，那么高工资就意味着低利息，低工资意味着高利息，因为工资的支付要寻求资本，资本是追求的是高利息。但现实中是相反的，高工资的地方同样存在高利息。因此，亨利·乔治认为，“工资的决定因素是工资与生产量的比率”。

“工资不是来自资本，它实际上来自以工资购买的劳动力的产品。”过去，劳动直接从大自然中得到物品，即自己的工资，而现在劳动得到的是货币。我们需要通过货币换取东西。

而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地租趋向更大的提高，因而产生迫使工资不断下降的趋势。"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毛利要用来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亨利·乔治认为地租不断上升，吃掉了原应属于工资的那一份要素报酬，所以工资不断下降。工人们的收入被地主占有了。

"我提议的不是收购私有土地，也不是充公私有土地。前者是不公正的；后者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取得了核仁，可以让他们据有外壳。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

现在有两个同样收入的人，一个人的收入来自他劳动的使用，另一个人的收入来自地租。要他们同样负担国家的费用，公平吗？显然不。

一个人的收入代表了他创造的财富，并把它加进国家的总财富中；另一个人的收入只代表他从财富总量占有的一份，他没出一点力。一个人享受他收入的权利以自然的正当理由为基础，自然把财富报答劳动；另一个人享受他收入的权利仅仅是虚构的权利，是社会法规的创造物，是不为自然所知道和承认的。

有人告诉当父亲的，他必须以劳动所得抚养孩子，他必定默认，因为这是自然的命令；但只要还有一个便士属于从垄断自然机会中取得的收入，此人便可以公正地要求不能从他用劳动获得地收入中取走一个便士，因为自然机会是大自然公平地给予所有人的，是他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的权利，他们也有平等的一份。

租上涨不创造社会的总财富，只是一种财富分配的手段，使得那些房地产所有者获利，而这些钱原本是应该属于整个社会的。所以，充公地租有其合理性。当然，实际操作难度很大。亨利·乔治的意思是，应该设法让大部分的地租收益分配给全体人民。

只要现代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增加的财富只是为个人积累巨大财产，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也难以持久。这种情形必定会产生反作用。塔楼在基础上倾斜了，每增加一层只能加速它的最终崩溃。对注定必然贫穷的人进行教育，只是使他们骚动不安。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

垄断与反垄断

“垄断”又名“独占”，带有对于资源和市场的排他性独享效益，独占某一块市场是获利的最高阶段，是古今任何商人的毕生之追求。

“垄断”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概念被经济学家关注，有超过 200 年的历史。1776 年，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这本著作中，他对“垄断”有过论述。斯密所说的“垄断”指向各种政治限制，包括法律限制，比如法律给制鞋商垄断地位等。这就是后来学界所关注的“特许权”的原型与前身。

“垄断”(monopoly)一词在英文中最初是指什么？是指从王室获得的特许经营权，最具代表性的是 1600 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这个特许的公司被授权独家经营英国与印度及远东之间的贸易。简单地说，垄断就是官方授予的排他性生产和（或）经营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权利。这就是垄断的原初含义。

工业革命催生了产业与商业的蓬勃发展。古典经济学演绎到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家跳出传统视野，“垄断”的内涵变得丰富、学究起来。欧文·费雪从学理上改变前辈的思考方式，把“垄断”定义为“竞争的缺乏”。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垄断”与“完全竞争”是截然对立的，“垄断”会通过价格调节损害社会福利。这不仅赋予“垄断”全新的经济学含义，也为后来的反垄断埋下了伏笔。市场独占、掠夺性定价、倾销、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成为“垄断”的标签。反垄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正是以此为依据展开长达 100 年的反垄断实践。

即便如此，垄断理论的演绎也呈现出了分化态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垄断”的学说面临着其他学派的巨大挑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与奥地利学派市场竞争过程理论。

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主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理论”描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演进的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了技术垄断、技术独占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反垄断不可或缺的基石。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看成是一系列行动交互作用的连续过程，产品定价、捆绑销售、技术开发等都面临着无数的可能性与挑战，没有什么因素可以维持长久的垄断地位。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真正的垄断只有一种——行政垄断或政府垄断，即牌照管制。

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的广泛使用引发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分工与专业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资本的集中与规模经济的壮大，大公司、大企业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组织变革加剧，兼并、重组等大鱼吃小鱼的活动走上前台。随之而来的就是反垄断的呼声日渐高涨。1890年，美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20世纪以来，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反垄断司法行动，但反垄断诉讼并没有给经济效率、技术创新、商业秩序、社会福利等带来预期的效果，倒是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

由于法学界对“垄断”缺乏严谨的界定，在具体的裁决中，法官并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规则，有时仍旧陷入“大而有罪论”的惯性思维。

反垄断并没有解决垄断问题，拆分也不能解决垄断问题。人们曾普遍认为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拆分，推动了通讯领域的竞争与创新。不过，人们很快反应过来，打败垄断的并非反垄断，而是技术创新——后来蓬勃发展的信息革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对此评论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解体，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

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挑战是，如何在推动竞争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求得平衡？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观察之间矛盾的反映：一方面，按照经济学理论，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你要促进竞争，就要消除垄断，限制大企业；另一方面，现实观察表明，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通常也是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也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因此，要保护创新就要允许企业保持垄断。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经济学本身关于垄断和竞争的概念有问题。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定义，所谓“完全竞争”，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好多个企业，有无数的竞争者；每一个企业都如此之小，对产业整体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同样的技术、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卖一样的价钱。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市场才是最好的，竞争的结果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一旦偏离这个完全竞争模型，就形成垄断。

经济学家还根据一个行业中生产者数量的多寡，区别了不同形式的垄断，包括独家垄断（只有一个生产者）、寡头垄断（有几个大生产者）、垄断竞争（又称“不完全竞争”）（多个小的生产者但每个生产者的产品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哪种形式的垄断，都会带来效率损失，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主流经济学有关竞争和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需求-供给几何图说明。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一定是水平的，因而没有任何定价权，最优生产决策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点达到，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最优的。反之，任何一个企业，如果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有了影响价格的市场力量：价格上升需求会降低，价格下降需求会增加。此时，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决定的个人最优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而带来社会净损失，所以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是有效的。

反垄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市场的范围、如何确定企业有无定价权、定价时是否进行了垄断定价。

土地与财富

大富翁游戏中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效的赢得游戏的思路：

资本家不断收购房地产，并向过路者收租的经济模型，最终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最后赢家通吃，其他人通通破产。

只有购买更多的土地和盖更高的楼房，收取最贵的过路金才能跻身富豪榜，所以游戏一开始就是囤地建房买房，利用拍卖卡提升房价。游戏中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而所有的玩家都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房产，所以整体总是供不应求，只要玩家手中还有现金就会买地买房，为了前期财富的原始积累。

游戏以买地买房为主，然而有时玩家手中的现金并不够买下土地和房产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玩家可以采取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和现实中一样银行放贷，借贷者付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一份名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榜单显示，香港已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 80%。

《经济学人》选取了23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五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十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八个小一些但是通常被认为裙带资本主义严重的国家。来自寻租重灾区富豪的个人财产所占国际GDP比例越高，则经济体越容易遭受裙带资本主义的侵蚀。

至于何谓“寻租重灾区”行业，《经济学人》同样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那些容易垄断、需要牌照或政府参与的行业。具体而言，这些行业包括：赌博、煤炭、棕榈油、木材、军工、银行业、基础设施、石化、港口和机场、房地产、钢铁冶金和采掘、公用事业和通信等十个行业。

具体到为何香港名列第一，《经济学人》给出的解释是香港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导致其不动产价格飞涨，而作为贸易中心，香港成为了游资炒作房产的目的地。长期以来，香港对于打击垄断行为过于松懈，直到两年前才通过一部《竞争法》。上述几种因素的叠加，导致香港房价上涨的利润都落入了几大地产商的口袋之中。

《经济学人》的统计图表中显示，香港富豪的财富占据地区GDP比例接近80%，其中接近 60% 的部分都是来自《经济学人》认为的寻租严重行业。而第二名俄罗斯富豪的财富只占据国家 GDP 的 20%。

作为一个除了地理位置和深水港外，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的绝大多数财富都来自贸易、加工工业和金融、法律等服务行业。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香港 GDP 达到 2721 亿美元，同比温和上涨 2.9%。其中服务业占 GDP 比例 90% 以上。

香港亿万富豪的主要财富大多来自于经营房地产或其他垄断性的行业。相对于香港的经济规模，这些人的财富比例不但超乎寻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还快得多。有评论指出，这意味着真正为香港社会创造大部分新增财富的行业和工作者，反而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挤和盘剥。

2013 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21900 港元。这意味着为了买一套总价六七百万港元的公寓，普通白领唯有耗尽一生积蓄，以数十年的辛勤工作换来一套 50 平方米的蜗居。尽管如此，他们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了。2011 年，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537，再次延续了全球第一的“桂冠”。在香港 700 万常住人口中，有 123 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中，有大约 10 万人左右的居民生活在“笼屋”之中。所谓“笼屋”，就是将一间房子隔成一个个像火车硬卧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然后就当作一个房子租出去的“住宅”。一张床大小的空间，人们在里面吃、住、睡，这就是“笼屋”居民的家。

尽管房地产商一再声明，香港的房价贵是因为“人多地少”。但实际上，香港虽然面积仅有约 1100 平方公里，但由于基本不存在农业和工业用地，可供开发居住的土地相当宽裕。然而为了保证丰厚的利润，香港地产商囤积大量土地而不开发。导致整个香港的土地开发率仅为 23.7%，其中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开发面积更只有 76 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6.8%。

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地产大亨们赚取的惊人利润。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经过对 13 个住宅项目考察之后发现，加上土地在内的所有开发成本，最低的收益是 77%，最高的是 364%。显然，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成为了普通香港家庭最大的压力，也压垮了赤贫阶层对生活的希望，更是新一届港府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听起来是不是跟大富翁游戏非常的像？

虽然土地和房产能带来很多财富，但会带来什么危害呢？我们以上世纪日本真实案例举例。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堪称一个奇迹，其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都超过了美国，美元霸权地位开始动摇。以 1985 年为例，日本对外的净资产达到了 1298 亿美元，而美国在对外负债高达 1114 亿美元。

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日本人的自信膨胀到了最高点，比如89年日本三菱地产斥资2000亿日元购买了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引起世界的轰动。当时的日本富电视台主持人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更是指着东京的地图自豪地说道：

“如今的东京总底价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土的价格，很快将是美国的两倍。”

疯狂的日本人相信，很快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物极必反，灾难很快降临了。

1991年，日本来到了二战后至暗时刻，这年东京房价暴跌65%。几乎一夜之间，无数人成为了千万负翁。到了1992年，股价更是暴跌到1990的三分之一左右，东京地价更是跌到了泡沫时期的七分之一，走投无路的房产投资者们，只能走向天台纵身一跃。

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离不开“广场协议”。1985年，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有序贬值，史称 “广场协议”。协议一签订，五国在外汇市场疯狂抛售美元，美元贬值，其他四国货币相应升值。

日元升值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日本出口型企业遭到致命打击，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5次下调利率，利用很低的利率来放贷。而来自银行的大量贷款又流入了房地产，恶性循环开始了。

仅以 1987 年为例，东京平均房价涨幅就超过了 50%。房价的疯狂上涨，演变成日本全民从银行贷款买房，房价被再一次抬高。为了抑制防止地价进一步上涨，日本政府于 1990 年 3 月制定了《房地产融资总量规制》，同年12月又出台了《土地税制大纲》和《土地基本法》，但为时已晚。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人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只有发展实业才能救国，这才是立国之本，本坚持至今。